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立于1964年9月。建系之初为音乐理论系，1981年更名为音乐学系。经过50年的发展历程，音乐学系在学科建设上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和相对雄厚的学术力量。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北京市重点学科、北京市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北京高等学校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我们在此对音乐学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梳理，作为对我系整体情况的介绍。

关鹤童、冯文慈、俞玉姿、林凌风、吕仲起、李柏年、李大士、赵宋光、谌亚选、王永全、张前、常维孝、耿生廉、董维松、张静蔚、王毓华、张鸿懿、李文珍、吴文光、杜亚雄、陈铭道、林莹、修海林、朱卓建、刘勇、姚艺君、赵文、杨红、余峰、李秀军、李月红、刘晓江、桑海波、王军、陈爽、赵晓楠、殷遐、何迥的、齐琨、徐欣、王先艳、袁环、何亦茜、邢亚楠等。另有安波、马可、樊祖荫、沈洽、赵塔里木、杨静茂、孙允文、赵为民、谢嘉幸、管建华……

50年来，一代又一代教师站在了音乐学系的讲台上，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事业的发展贡献出毕生精力。在院内专家之外，还聘请了乔建中、田青、张振涛、乌兰杰、薛艺兵、萧梅、王子初、罗艺峰、王耀华、李玫等国内知名学者在本系任教。在几代教师的辛勤耕耘和哺育下，音乐学系共培养毕业生200多人、硕士生130余人，博士生24人，他们已成为音乐学界教学、科研岗位上的骨干力量。

五十年风雨，筚路蓝缕；半个世纪，谱就华章。音乐学系伴随学院共同走过了一条艰苦奋斗、拼搏发展的道路。

 

（一）草创：1960年代“音乐理论系”的建立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正式成立，音乐理论系是学院成立之初最早建立的系别之一。音乐理论系从建立之初即承载了厚重的学术使命，原延安鲁艺的音乐家安波、马可、关鹤童等从鲁艺以来的实践出发，提出音乐理论的提升对于“建立民族音乐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重视并强调理论专业的建设，任命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关鹤童兼任音乐理论系的系主任，林凌风任支部书记，冯文慈担任系秘书，并在全国范围内挑选理论专业教师，组成了当时最优秀的民族音乐理论教学团队，其师资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原延安鲁艺艺术家：副院长兼系主任关鹤童，另安波院长、马可副院长参与授课（编制不在本系）；

2、原北京艺术学院教师：冯文慈、俞玉姿、林凌风、吕仲启、李柏年、李大士等；

3、原中央音乐学院教师：董维松、赵宋光、谌亚选、王永全等；

4、由东北调来的教师：张前、常维孝等。

在课程设置方面，结合学院的办学宗旨分为四大专业，分别是：

1、音乐理论（包括音乐组织工作）专业：主要培养音乐理论、批评、研究、编辑和教学人才以及音乐方面组织工作人才。主要课程有音乐美学、音乐思想、马列等，李大士任该专业的主任，授课教师有关鹤童、冯文慈等。

2、音乐史专业：主要培养我国古代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和国内各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才。课程有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外国音乐史等，冯文慈任该专业的主任，授课教师有金文达、俞玉姿、汪明征、李柏年等。

3、民族音乐研究专业：主要培养我国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教学人才。主要课程有民间戏曲、民间说唱、苏联音乐等，董维松任该专业的主任，授课教师有王永全、吕仲启、常维孝、谌亚选等人。

4、亚非拉美民族音乐研究专业：主要研究亚非拉美各国的民族音乐、革命音乐的现状，以及和我国音乐交流的关系（尤其是与邻近国家音乐的交流）。开设的课程有亚非拉美音乐概况，及越南音乐、印度音乐、印尼音乐等专题。俞玉姿任筹备组组长，授课教师有安波、马可、张前、赵宋光、吕仲启，以及校外邀请的沈知白、陈翰生等。

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有限的教学条件下，这些专业的设置和课程的安排体现出学院领导对音乐理论系的重视。音乐理论系的建设是“建立民族音乐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对音乐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述课程和专业在处理古今关系、中西关系等方面有着深入的思考，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表现出极强的开拓精神。

这一时期，音乐理论系的主要成绩有：

1，旗帜鲜明地实践着“古为中用、洋为中用”的办学方针，在指导思想上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初步搭建起符合国情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高等音乐理论教育教学体系框架，以音乐理论、音乐史、民族音乐、亚非拉音乐为基础的框架，奠定了我系教育教学发展的课程基础。

2，初步完成了核心师资力量的建设，凝聚了人气，培养一批学生。尽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教学活动时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并在文革中停止办学，但在两年半的短暂教学中，仍培养出了诸如乔建中、扎木苏（乌兰杰）、范西姆、栾桂娟、常静之、黄大岗、肖承兰、赵后启、满都夫等一批优秀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为了国内外的知名学者、专家，为民族音乐理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工作也为1980年代复院后本系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师资队伍基础。

3，奠定了强调民族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主要体现在音乐史和民族音乐研究两个专业上。这两个领域成为1960年代本系教学力量最集中、教育教学最活跃的两个专业方向。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理论的系列课程群，不仅是本系音乐学专业教学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且是维持整个中国音乐学院基础教学的根基之一。持续到现在每年的本科、研究生田野采风，正是1960年代重视实践的延续。当时的音乐理论专业继承了鲁艺时期理论联系实践的传统，非常重视田野工作，当时称之为理论调查或下乡实习，关鹤童、冯文慈、王永全、董维松等多位老师都曾带领学生到陕西省、河北省等地进行实地学习与考察。

4，设置了具有前瞻性的专业课程，主要体现在音乐理论专业方向和亚非拉音乐专业两个专业上。这两个专业中涉及到的很多课程，对之后很多新专业、新学科、新系部的发展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尤其是 “亚非拉音乐”和“音乐组织工作”，更是白手起家、全国首创，极具超前意识。可以说这两个专业方向正是1980年代 “世界民族音乐”和2000年代“艺术管理专业”的先声和早期实践。

正在音乐理论系蓬勃发展，系内师生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中国政治气氛急剧“左”转，文化革命随之而来。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混乱，1969年的宣化劳动，1970年的下放天津军粮城“接受再教育”，以及1973年夏并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和中国音乐学院一同陷入浩劫。    

（二）复建：1980年代“音乐学系”的成立

1980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复院请示报告”，1980年10月开课，1981年4-5月间恢复招生，“音乐理论系”也随之恢复。复系时，前系主任关鹤童早已离开音乐界，在国家的其它部门担任要职。1964年就已经参与主持系内工作的冯文慈正式接替了关鹤童，出任第二任系主任，周宗汉、耿生廉担任副主任，林凌风担任系支部书记。此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冯文慈先生考虑到“音乐理论”往往容易让人联想起作曲技术理论，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系领导班子决定将“音乐理论系”正式更名为“音乐学系”。[②]

由于文革期间在北京的几所高等艺术学院几乎都经历了合并的过程，原中国音乐学院的许多教师也分流至不同的单位，因此，音乐学系建立之时面临着师资、课程、教材、招生等多方面的问题。在院党委、院领导的支持下，音乐学系在师资队伍的建设方面，除了有很多1960年代就参与建院的老教师回到系内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从全国各地引进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新生力量，如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静蔚、吴文光、陈铭道、蒋定穗、何昌林；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修海林，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朱卓建，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杜亚雄、沈洽等[③]。这一批老师的到来，不仅充实了教师队伍，而且由于他们当年都处在所在专业方向上的前沿，在1980年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很快就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涌现了一大批成果。新思想、新学科、新课程、新课题的涌现，成为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本系发展的一大特色。经过1980年代的队伍建设，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汇集了来自全国的学术精英，形成了影响全国、辐射世界的教师团队和学术集体。

这一时期，冯文慈、张静蔚两代系领导班子带领音乐学系教学科研团队，进行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他们主张“发展优势学科和学科群”，学科建设首当其冲要“扶持和培养一批有才干、有能力，能够成就事业的年轻学术带头人；资源配置要保证重点、兼顾公平；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以此营造学术自由探索的氛围和条件。在十余载的建设中，音乐学系在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教材撰写、学术活动等方面都展示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主要有：

1，音乐学高级教师进修班：1983年，在冯文慈先生的领导下，音乐学系举办了一届颇具影响的全国高师系统音乐学高级教师进修班，主要在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两个方向上。当时招收的一批学生在后来的发展中，大都成为了国内音乐学界各专业领域堪称翘楚的领军者，如赵塔里木、李方元、郭树群、陈其射、韩军等。这个进修班不仅培养了学生，而且在全国打出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名气，在全国同行面前树起了优质办学的大旗。在这面旗帜下，吸引了更多学子到我院音乐学系求学。

2，音乐学系的正式招生：在1981年音乐理论系更名音乐学系复建后，本着对学生、对教学、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在系主任冯文慈先生“苦练内功”精神的指导下，音乐学系并没有招收本系学生，而是在教材教学上下功夫。当这一工作初见眉目后，音乐学系在1985年招收了本系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学制三年。此后在1986年正式招收本科生，学制五年，由此开启了培养高层次音乐学人才的道路[④]。截止到2013年音乐学系共培养本科毕业生200多人、硕士生130余人，博士生24人。

3，音乐史学教学、教材建设

音乐史，尤其是中国音乐史的教学与科研历来是我系的优势，1980年代，在史学教研室教师的努力下，在音乐史教学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不仅在教学环节开设了不同层次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冯文慈、修海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张静蔚）、西方音乐史（王毓华）等课程，还在以前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写了一系列教材，如冯文慈编写了包含史料、图片、音响在内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修海林编写《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稿》，张静蔚编写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等，在当时的音乐史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4，传统音乐教学改革

传统音乐理论也是我系的优势专业，从1960年代开始的民族音乐研究专业开始，这一方向的系列课程一直是我院我系的强项。在这一领域集中着耿生廉、董维松、杜亚雄、张鸿懿、李文珍等优秀教师。1980年代初，在新理论的影响下，我系传统音乐领域的教师在全国首先打破体裁、类别之间的藩篱，按照音乐的区域文化特质讲授传统音乐。其中，杜亚雄讲授“绪论”和西北地区音乐、张鸿懿讲授江南和华北地区音乐、王耀华和李文珍负责闽粤台地区音乐、陈铭道负责西南地区音乐、赵文讲授华北地区音乐，这一教学改革在全国走出了区域音乐文化教学的第一步，是传统音乐教学改革的初始。当时各位老师都编写了相关区域内的教材，并在本科教学实践中贯彻了这种教学模式。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套教材并没有公开出版。这种按照区域讲授整体音乐文化的授课方式，也因其后教师人员的流动而没能继续下去，但这种改革的精神一直传递了下来，2014年，音乐学系再次在全院本科范围内开设了“区域音乐”的课程。

5，新课程、新专业建设

在坚守、发扬传统优势课程的基础上，音乐学系教师充分吸收先进观念，勇于开拓进取，开设了很多新的专业课程，发展到今天有不少都成为学界的常设专业，其中主要有：①民族音乐学在教学课程体系中的引入。1980年代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引入中国，在音乐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沈洽、杜亚雄、吴文光、陈铭道等一批学者加入到中国音乐学院和音乐学系的教学团队，我系在课程建设上逐渐将民族音乐学理论纳入到原有的课程体系之中，并在本科层次开设了“民族音乐学概论”、“民族音乐学经典导读”，在研究生层次开设“民族音乐学专题”、“经典导读（英文）”等课程，使中国音乐学院在民族音乐学教学科研领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②音乐治疗专业课程的开设。该专业由张鸿懿于1980年代初期筹备，经1988年文化部论证，正式成为音乐学系的专业，1989年全国首次招生。通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博士、硕士、学士，在全国范围内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③少数民族音乐（民歌）课程的开设。该专业由杜亚雄在1982年在全院范围内作为共同课开设，1990年由李文珍接手在音乐学系本系开设专业课。这门课程的开设不仅丰富拓宽了传统音乐教学的内容，而且集中体现了多元文化观在中国音乐学院课程体系的贯彻。

（三）深化：1990年代音乐学系的发展

19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的历史车轮加速了运转。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经历了1980年代复建期后，也逐渐步入到她深化发展的时期。此时期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吴文光、杜亚雄两位老师先后担任系主任，他们带领全系教师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并结合国内外学科发展的新形势，为音乐学系的深入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主要工作有：

1，新的师资队伍的建设：步入1990年代后，一些建系时期的老先生逐渐退休，1980年代培养的一批本院学生，如萧梅、管建华、刘勇、余峰、杨红、姚艺君等，以及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沈阳音乐学院的李秀军、李月红、桑海波等教师，也先后充实到音乐学的教学队伍之中。他们的加入，极大的充实了本系的教学力量，不仅继承着前辈开创的优秀传统，也纷纷在各个领域和方向积极开拓、深化，在课程建设、科研教学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他们的教育教学以及科研成果在下一个十年大放异彩，成为音乐学界新一代的中坚力量。

2，课程建设：在继承1980年代课程的基础之上，音乐学系教师们在吸收前沿科研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开设出了具有时代新意的多门课程，尤其以民族音乐学方向的课程为代表，如“英文原著选读”（吴文光、陈铭道），“世界民族音乐”（朱卓建、陈铭道）、“印度音乐”（朱卓建）等。可以说，整个八、九十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我院我系的教学体系中逐步深化的时代。作为一种方法，一种观念，“民族音乐学”与其他专业、其他方向相互影响，在教育教学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在如此背景下，音乐学系在教学中更加关注音乐和文化、历史的联系，聘请外系外院教师开设了“国际音标”（中央民族大学关辛秋）、“古代汉语”（王兆乾、北京师范大学李国英）等课程。同时鼓励本系研究生到普通大学去选读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课程。另一方面，为了逐步建设中国民族音乐的教学体系，音乐学系也逐步开设了不少具有时代特点，但又与传统音乐历史相关联的课程，如王耀珠开设的“古代乐论”，杜亚雄开设的“中国传统乐理”。尤其杜亚雄为该课程编写的同名教材，是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中国音乐的基本乐理，在全国乃是世界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关注音乐的文化特征的同时，音乐学系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音乐操作能力，将以前零散开设的民族乐器辅修课纳入到本系正式的培养方案之中，成为本系学生必修的课程。

3，学术成果

经过1980年代和1990年代二十年的学术积累，我系教师的学术科研成果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展现。仅以著作类的成果统计就主要有：冯文慈的《律学新说》、《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下）》、《中外音乐交流史》；杜亚雄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中国乐理常识》，修海林的《音乐美学通论》、《古乐的沉浮》、《古乐集锦》，李文珍的《中华音乐风采录》等。这些成果一经出版都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影响。

（四）开拓：2000年以后音乐学系的新发展

步入新世纪后，我院划归北京市管理，办学条件逐年改善，这为我系在21世纪的新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此时期，陈铭道、姚艺君、赵晓楠先后担任系主任职务。在“内涵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系狠抓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在教学方法上动脑筋，在教学质量中求发展。主要工作有：

1.师资队伍的进一步完善

路线对了头，接下来就是队伍建设问题。师资是一个教学部门鲜活、持久生命力的最重要保证。音乐学系始终把这个问题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在此时期，陈爽、赵晓楠、殷遐、王军、刘晓江、何迥的、徐欣、王先艳、齐琨、袁环、陈岸汀等先后调入本系。他们为音乐学系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在继承前辈传统的基础上，勤于教学科研、勇于创新奋进。他们正成为音乐学教学的骨干，他们在科研方面也大多走在学界的前列。

截止2016年，我系在编教师16名，专业教师14名，秘书1名、辅导员1名。专业教师的年龄和职称分布如下：30~39岁4人，40~49岁4人，50~54岁4人，55岁以上2人。教授4人，副教授8人，讲师4人。从学历结构上看具有博士学位者13人，在读博士生1人；从学缘结构看，我系教师13人在外院获得最终学历学位，3人在本院获得最终学历学位。整体上呈现出学历高、学缘广、年龄适中、梯队合理的特征。

2.学科与专业建设

2000年以来，为了适应社会的新形势、新需求，音乐学系在教研室和教学机构设置上进行了调整。我系现有3个教研室（民族音乐、中外音乐史、体系音乐） 。

民族音乐教研室的专业方向主要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世界民族音乐”；中外音乐史教研室的专业方向主要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体系音乐教研室的专业方向主要是“数码音频技术、音乐传播、音乐美学”等。

在“稳定壮大传统优势专业（方向），积极稳妥开拓新专业（方向）”的基本思路下，我系基本形成了如下的专业（方向架构）：

 

3.科研建设

为了配合我院从教学型大学向教学科研型大学的办学定位转换，音乐学系教师在教学之余，还承担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以五年的科研成果统计，我系教师共承担30项目和课题，总量占全院之首。

4.特色“活态”办学

音乐学系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新型教学方式，加强中国音乐的“活态教学”建设，组织教师和学生深入田野采风。近几年来已组织过的活态教学活动有：新疆维吾尔族音乐教学周（2006）、朝鲜族音乐教学周（2007）、东三省少数民族音乐活动实地考察与教学（2008）、晋陕蒙民族音乐资源的实地考察与教学（2008）、内蒙古漫瀚调教学周（2009）、桑植民歌教学周（2009）、南方昆曲教学周（2009）、襄河道坠子教学周（2009）、西双版纳五个少数民族音乐的实地考察与教学（2009）、壮族嘹歌教学周（2010）、傣族音乐教学周（2010）、福建宁德畲族音乐教学、印度尼西亚甘美兰教学季（2011）、京剧打击乐教学周（2012）、舟山锣鼓与舟山渔歌生存现状的实地考察与教学（2013）、海南黎族音乐教学周（2013）、湖南衡阳鼓书教学和展演（2013）、云南红河彝族音乐教学周（2014）等。

5.学术会议、基地建设、“校外名师讲座计划”

音乐学系在院内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研究生处等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加大了学术活动的力度。在新时期举办了多次学术会议，建立了左权、平果、海南、呼伦贝尔、甘孜等九个实践教学基地，举办了50余场“校外名师讲座”。这些学术活动，丰富了办学资源，活跃了学术氛围，加强了我系与国内外学界的联系，扩大了我系的办学影响。近五年来的主要活动有：

学术会议： “音乐学论坛”（2014，下设“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数码音乐”三个分论坛）、 “中国传统音乐教材与教学研讨会”（2012）、“世界传统音乐协会”（ICTM）的“世界音乐图像学大会”（2012）、“追思耿生廉先生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研讨会”（2011）、“磋琴展示会”和“磋琴研讨会”（2010）、“音乐学系体系音乐学人才培养专家咨询会”（2010）、“乐器学国际研讨会”（2010）、“民族音乐学国际高端论坛”（2010）、“首届两岸三地音乐学研究生论坛”（2009）等。

校外名师讲座：2014年的上海音乐学院刘红教授、内部、内蒙古大学杨玉成教授等，2013年的越南国家民族委员会Lò Giàng Páo、美国民族音乐学家郑苏教授、台湾学者赵琴、新西兰博士宫宏宇，以及田青、张振涛、薛艺兵三位研究员等。2012年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民族音乐学系教授Steve Loza、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邓敏文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赵维平、中央音乐学院李淑琴副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伍国栋教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乔建中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吴晓萍研究员、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沈亦丽、钱寅等。2011年的杨民康研究员、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应有勤、哈萨克族音乐家托汉·斯马古力、古丽娅.朱马古力等。2010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李岩研究员、吴钊研究员，中央音乐学院余志刚教授、伊鸿书教授，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柘植元一教授等。

6.获奖情况

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十年来，在全体教师的不断努力下，音乐学系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上获奖不断，主要有：

2013年，姚艺君教授荣获第九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2013年，修海林、刘勇、王军、赵为民的《开创新形势下的古代音乐史教学模式》获第七届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3年，徐欣副教授获得北京高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分组成绩文科B组总成绩二等奖及最佳教案奖。

2012年12月，李月红教授专著《汉族民间长篇叙事歌的音乐类型及文化属性》在“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获二等奖。

2011年5月17日，陈爽副教授获得了北京高校第七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分组成绩文科B组总成绩二等奖。

2010年，以姚艺君教授为带头人，李月红、桑海波、陈爽、赵晓楠共五位教师组成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团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 。

2010年，音乐学专业被批准成为教育部第六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2010年，以姚艺君教授为带头人的项目、北京市重点课题“尼苏人文化的遗存-花腰彝祭龙仪式音乐研究”被评为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

2010年10月，赵晓楠副教授入围“北京市创先争优活动育人标兵”

2010年，姚艺君、赵晓楠、李月红、桑海波、陈爽共同完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学体系改革与建设”成果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9年，赵晓楠副教授获得了北京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高校文科B组总成绩一等奖，最佳演示奖、最受学生欢迎奖。

2009年，姚艺君、赵晓楠、李月红、桑海波、陈爽共同完成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教学体系改革与建设”成果获得北京市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9年，“民族音乐理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负责人：姚艺君教授）被评为2009年北京高等学校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2008年9月，在由中国音乐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活动中，音乐学系多名同学获奖，其中一等奖1名、二等奖1名，三等奖2名。

2008年12月，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北京市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8年，杨红教授的《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02年，陈铭道教授荣获“欧永熙优秀教师艺术教育奖”

2001年，张静蔚教授荣获“欧永熙优秀教师艺术教育奖”等

(四)不算结语的结语

转眼五十春秋，瞬乎半个世纪。当年的青葱学子，早已满头华发，建系的前辈元老，更有人远赴道山。然，时光永驻，音乐学长青！值中国音乐学院建院五十年之际，愿我音乐学人，齐聚丝竹校园之内，流连高山流水之间。临风把盏，畅意抒怀。求学问之增益，望百年之可期，穷吾辈之智慧，尽毕生之精华，为音乐学、音乐学系之纯一精进、自强不息而奋斗！

附录：音乐学系历任领导班子

系主任		支部书记	副系主任
关鹤童	1964	林凌风	无，由冯文慈担任秘书，负责日常工作
冯文慈	1982-1986	林凌风、李文珍	周宗汉、耿生廉
张静蔚	1986-1992	李文珍	张鸿懿、杜亚雄、朱卓建
吴文光	1992-1996	李文珍	杜亚雄
杜亚雄	1996-1999	李文珍	陈铭道（1999年7月后主持工作）
陈铭道	2001-2008	李秀军、刘勇、李月红	姚艺君
姚艺君	2008-2012	赵晓楠	赵晓楠（兼）
赵晓楠	2012-至今	王军	王军（兼）

 

[①] 本部分由王先艳负责采访资料并撰写第一稿，赵晓楠撰写第二稿，赵晓楠、王军统稿。写作期间采访了林凌风、冯文慈、俞玉姿、董维松、张鸿懿、李文珍、吴文光、修海林、林莹等系内老教师，并参考了俞玉姿提供的《关于理论系的初步设想（修改一稿，1964年5月）》；《往昔追忆二三事——冯文慈先生访谈录》（徐天祥采访整理）和《中国音乐学院四十年院庆特刊》等资料。

[②] 在院档案室保留的1980年11月6日的《光明日报》关于“中国音乐学院恢复建制”的新华社通讯上，当年的系名仍然是“音乐理论”。在1981年4~5月全院招生期间，名称就已经改为“音乐学”，故“音乐学”这一系名的出现时间是1981年。

[③]这些教师中有些编制在创研部等单位，但都在音乐学系任教，参与音乐学系的建设。

[④] 2007年音乐学系招收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