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5日下午两点，中国音乐学院“文献学原理与实践”系列讲座第一讲《发现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历史重塑》在教学楼616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老师主讲，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研究院金溪老师主持，音乐学系音乐史学方向研究生参加讲座并就相关话题与徐老师进行了讨论。

一、文献学是一种研究方法

在讲座开始前，徐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文献学”这门学科及方法的认识：

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往往定义为以版本、目录、校勘、训诂等相关知识为主的一种学问，但接触较多后会发现，文献学更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方法，而非一种知识。知识是很容易能够获得的，在今天想要了解一种知识用百度百科就已足够，而方法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换言之，文献学其实就是一种读懂文本，理清文本性质、文本来源、文本功能的学问，这才是文献学的根底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讲的文献学就不仅再是包括目录、版本、校勘了，还会涉及到古音学、训诂学乃至文字学等。徐建委老师讲到文献学用英文的一个单词去理解就是“philology”，这个词现在大多译成“语文学”，但如果译成“文献学”也同样准确。做学术研究最根本而又最前沿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文献学。

对此，徐老师举了一个十分接地气的例子：就像请朋友吃川菜，却不知道选哪家好，这时我们往往会打开大众点评这类软件，看川菜馆们的评分、评价、图片、菜品等等信息，在这一系列阅读筛选的过程之后，我们就会锁定一家。他指出这个选菜馆的过程就是文献学方法的过程，我们的筛选和判断就是文献研究，只不过在研究学术问题时，我们把川菜馆变成了某一条文献、某一个文本、某一个问题。文献学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讲明白，它就是一种研究方法。

二、独尊儒术是历史必然

其后，徐老师开始讲述他此次研究的起因、意义及方法，以及他是如何发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而独尊儒术的“常识”存在矛盾之处。

“发现董仲舒”这个题目，是属于政治史方面的题目，更准确地讲，是政治史和学术史相交叉的题目。因此徐建委老师这次转换了研究视角，从思想史、学术史和文献学转向从政治史及政治发展的角度去探讨学术问题。西汉学术史上一前一后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即董仲舒和郑玄。关于董仲舒，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常识即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但在他研读过《史记》和《汉书》后就发现这一“常识”经不起推敲。

（一）《史记》与《汉书》中的相关记载

徐建委老师首先介绍了《史记》与《汉书》中对相关史事的记载，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史记》中的儒学独尊与公孙弘密切相关，且没有提到董仲舒与儒学独尊的关系。

（1）“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一介布衣公孙弘因精通《春秋》学十年内一跃成为当朝丞相，天下学子意识到学五经通六艺等能够做官，至此潜心钻研儒学之中。

（2）公孙弘当上丞相后颁布的第一个重要政策，为博士官置弟子员。“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 ‘……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上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十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3）《史记》未单独为董仲舒列传，在《儒林列传》里董仲舒的传记中也并未提及独尊儒术，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文献材料较少，且在司马迁的视角下独尊儒术和董仲舒几乎毫不相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的常识并非从《史记》中习得，应是比《史记》晚了近200年班固的《汉书》中得来的。《汉书·董仲舒传》的班氏赞语第一次明确提到了尊儒与董仲舒的关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2、《汉书》自相矛盾的“对策”时间

汉书中关于“天人三策”的时间，是造成日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众说纷纭的重要原因。徐建委老师对其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梳理。

（1）《汉书·董仲舒传》所载董仲舒对策的第三策中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是赞语称“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的原因。

（2）但是，《汉书·武帝纪》里记载元光元年五月董仲舒应举: “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但此前六个月，州郡举茂材方已经开始。事实上，董仲舒就是在这次诏举茂才中被州郡推举出来的。

（3）《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很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中也能得到印证，胡三省注《通鉴考异》曰：“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纪》。 ……故皆著之于此。”

《汉书》对董仲舒的形象塑造对宋代《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影响极深，因此他们将董仲舒的对策时间提前至建元元年。这开启了后来关于此问题诸多争论。关于董仲舒对策时间，古今主要的观点有两个，分别是建元元年与元光元年五月[①]。

（二）判断汉武帝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

1、《春秋繁露》与银雀山考古实物的考证

为理清事情发展的时间顺序，徐老师将相关文献制成表格进行对读，并强调以下几点：

（1）董仲舒对策之后，出任江都相。建元四年，郑当时由江都相升任右内史，那么在此之前一段时间郑当时应为江都相。建元四年正好在建元元年和元光元年之间。如果董仲舒建元元年对策，那么在建元四年之前他早已经卸任江都相。

（2）《春秋繁露·止雨》篇有一条非常关键的记载“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据出土文献，这是标准的秦汉官文书格式。二十一年不可能是汉武帝的纪年，只能是江都王的纪年。江都王二十一年正是汉武帝元光元年。

（3）《汉书·五行志》、银雀山汉墓所出《视日》篇，都记载了元光元年八月的朔日，与《春秋繁露》的记载一致。因此《春秋繁露》所记为一条原始的行政文书。文书的起草者正是自称江都相的董仲舒。陈侃理有专门的考证可参看。

（4）元光元年八月董仲舒为江都相，则他不可能是建元元年以来的任职，因为中间有郑当时，所以可以排除董仲舒建元元年任江都相的可能，也就排除了他在建元元年对策的可能性。

2、从董仲舒仕途的角度，确定对策时间为元光元年。

（1）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均不满意，故对策后出为江都相。

（2）《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建元六年发生辽东高庙灾，写书只会早于建元六年之前，他从江都相废为中大夫的时间则更会早，从这个角度分析，董仲舒是在建元元年成为江都相似乎成立。

（3）但在《史记·封禅书》中：“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这条材料讲到窦太后崩于建元六年，则又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重新指向了元光元年。

徐建委老师指出，史官们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时间有可能出错，但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应是准确的，特别是对同时代人司马氏父子来说。故而《封禅书》的材料要更加可靠。至于《儒林列传》时间上的问题，我们可以核查主父偃的传记。

3、主父偃的相关史事

（1）主父偃是由卫青引荐给汉武帝的，《卫青传》中写到卫青在元光六年开始做车骑将军，在此之前并不能称卫青为将军。

（2）主父偃能够窃取董仲舒的《灾异书》必须要在元光六年之后。

综上，基本可以确定董仲舒对策年份为元光元年五月。时间节点一旦确定，就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董仲舒并不是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者，而是推行此政策后，被后世重新发现并被与此事构建出密切关联的人。陈苏镇教授发现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直到汉宣帝末年杨恽的奏议里才有所引用，这说明，这篇文献很可能在汉昭帝、汉宣帝后才开始流行。

三、董仲舒的被发现

此后，徐老师讲述了魏相的仕途以及霍氏家族的没落过程。正是由于魏相的发现，才使得董仲舒等人的奏议开始为世人所知。

（一）魏相发现董仲舒

1、“魏相的逆袭”

徐老师首先用“逆袭”这个词，概括了魏相在霍光去世之后从河南太守“连升三级”的升迁拜相过程。

（1）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大司马霍光薨”，河南太守魏相为大司农。

（2）本始三年(前71)大司农魏相拜为御史大夫。

（3）地节三年(前67)六月丙辰(于支53)，御史大夫魏相拜为丞相。

2、霍氏家族的没落

（1）剥夺霍禹军权，授其职不授印，大司马霍禹失去了实际权力。

（2）魏相出任丞相后设立了“封事”制度[②]，削弱霍氏所控制的尚书令的权力。

（3）在魏相成为丞相36天后，霍光的儿子霍禹下狱腰斩。在这一过程中，汉宣帝通过重新赋予丞相、御史大夫实权，重用魏相、丙吉，而成功地铲除了霍氏家族。

（二）儒生地位得到实际提升

1、提升之过程

（1）《汉书·魏相传》载魏相“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之事。《汉书·晁错传》和《董仲舒传》中的对策，皆属于皇帝亲问、亲启，阅后封存的策问，在当时不可能流传。魏相在宣帝时期整理汉兴以来的政事策文，才发现了董仲舒等儒生的这些重要对策。

（2）《汉书·魏相传》引魏相奏称“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所谓“二十三事”可能就包含着贾谊著名的《陈政事疏》、晁错的对文帝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2、 虽然从文景时期就开始了儒学的传播，甚至汉武帝时期已经推行独尊儒术，但汉代很长时期之内儒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如《霍光传》载霍山言曰:“……又诸儒生多窦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谁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对事，多言我家者。”魏相不仅铲除霍氏家族，还将贾谊、晁错、董仲舒发掘出来，儒生的地位才得以实际提升。

儒生地位提高之后，却面临着对“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者重新考量的问题。因为独尊儒术很可能是由公孙弘和外戚田蚡提出的，但由于西汉的政治演变，导致儒生群体对外戚十分抵触，加之公孙弘是阿奉之人，因此儒生们需要对儒术独尊的历史做些粉饰。

四、《汉书》对董仲舒的再塑造

最后，徐老师为我们揭示了“常识”塑造的过程：正是因为刘向推崇董仲舒进而影响了《汉书》的编撰，加之《汉书》的编写往往带有塑造历史的意识，使得董仲舒逐渐成为独尊儒术的关键。

（一）《汉书》对董仲舒的记载

1、刘向推崇董仲舒

（1）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等史料更多的是在讲董仲舒是一个很博学且求雨特别厉害的人。

（2）班固的《汉书》中表示董仲舒地位很高，并有极高评价，这与魏相之后的另一位儒生刘向脱不开干系。

《汉书》的写作与刘向、刘歆关系密切，而班彪、班固承袭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的《汉书》写作。在《汉书·董仲舒传赞》中引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可见刘向对董仲舒的评价之高。

2、刘向推崇董仲舒的原因

（1）自魏相出任丞相后，儒生开始成为官员主体，整个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儒生群体已经成为当时整个国家行政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学术系统的主体。

（2）刘向身为儒生官员，在中央图书馆校书，并发现大量董仲舒的奏议，在他看来都极为重要，所以刘向对董仲舒是极为推崇的。

（3）刘氏父子对《汉书》的写作影响至深，刘向共整理了123篇董仲舒的文献，他所撰写的《董仲舒书录》（已佚）应与《汉书·董仲舒传》关系密切。董仲舒在《汉书》中的地位应与刘向的推重有关。

3、《汉书》成就了董仲舒成为独尊儒术标志性人物

（1）《汉书》在东汉末年之后成为仅次于五经的一部经典

（2）《汉书》的影响之大，使得其中对董仲舒的记载逐渐取代了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等献中对董仲舒的记载。《汉书》成为后世知识分子认识董仲舒的重要依据，慢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常识”。

这就是董仲舒成为独尊儒术的标志性人物的过程。这样的历史演变让我们意识到，以刘向为代表的西汉晚期到东汉儒生们在有意无意之中塑造出了西汉历史的叙事结构。

（二）《汉书》对历史的塑造

传统上讲，我们普遍认为《汉书》的史料价值要高于《史记》。班固在编撰《汉书》的过程中十分严谨，但是他会微调事件次序，以求得史料间的严丝合缝，这种微调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汉书》改写了公孙弘的生平：《史记》载公孙弘“守孝三年”后任左内史，而班固《汉书》则记为公孙弘在任左内史后“服丧三年”。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为了让《汉书》中出现的各材料间的逻辑、时间能够环环相扣。反观司马迁在书写《史记》时，处理史料较之《汉书》更加随意，却恰恰因此保存了更多原始史料。如此看来《汉书》虽然更加精致，却在雕刻自身的同时却忽略了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的史料价值可能是要超过《汉书》的。

现场交流

在最后的问答换节，徐建委老师与在场同学就汉代儒学区别与东周儒学的特点、汉代尊儒的思想形成背景以及儒家思想何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通过这个讲座，同学们充分认识到，很多对历史事件的“常识”式认知，实际上有着复杂成因和漫长的形成过程。作为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在面对史料后，要避免简单地下断语，而是更全面，更回到历史现场地去探求它的本来面貌。